編輯：admin 來源：未知 日期: 2012-02-27 16:49
在“2002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中國的企業家代表們第一次把“企業家的責任與社會環境”當作專題研討的主題，儘管很多跨國公司中國區總裁們早已在不同的場合闡述著他們各自秉承的、其全球公司價值觀之一的“企業（而非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或者“企業公民”。
“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和“企業的社會責任”儘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前者更多仰仗的是企業領導人，帶有偶然性和隨機性，屬於一種啟蒙階段的價值觀，而後者則是一種制度化了的價值觀。
大型跨國公司，特別是石油、化工、醫藥等在生產過程中可能會對環境和社會產生影響的行業巨頭，都把“企業公民”作為公司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並積極實踐。這種企業應該像公民那樣承擔社會責任的價值觀的普遍形成並不是自發的，而是跨國公司與包括各種環保、人權組織在內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利益相關者之間長期博弈後形成的，而且這種價值觀已經滲透到股市，並通過股價的漲跌調控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行為。
“如果你的公司是一個正在尋求在國際市場上市並且有國際投資者參與的公司，你會發現公司的聲譽能對股價產生影響，公司的聲譽越來越由公司在環境和社會中的表現而非僅由經濟上的成功所決定，”中海殼牌石化有限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和殼牌化工公司的合資公司）總裁藍仲凱在第七屆化工研討會上說，“事實上，包括殼牌和英國石油在內的許多跨國石油公司都發現，當他們有時宣佈自己已獲取了創記錄的利潤時，卻遭到了社會各方嚴厲的批評。可見，經濟上的成功並不總是聲譽財產。”
但在中國，在很多弱勢群體缺乏代言人以及NGO普遍缺失的情況下，中國企業要成為良好的“企業公民”的道路還很漫長。
1、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公民）的定義
那麼，到底什麼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什麼是企業公民？即使到現在，國際上也沒有公認的標準答案。但基本要素除了股東、客戶和員工外，還必須包括堅持可持續性發展，不破壞環境，為社區和更廣泛區域內的人服務，重視企業在非商業層面的社會貢獻。就拿優秀企業公民、石油公司殼牌來說，它的原則是：在強勁的收益率基礎上為客戶提供價值，保護環境，尊重和保護員工，服務社區，與相關利益方合作。相關利益方包括股東、員工、人民和當地政府。2003年10月8日，殼牌和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在湖南岳陽市的一個煤代油專案公用工程建設拉開序幕。這個投資額超過11億元人民幣的合資企業，是在2001年11月12日，也就是中國加入WTO後的第三天宣佈成立的。
從成立到正式建設這兩年裏，殼牌公司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出該專案對社會和環境影響的評估，對健康影響的評估（預測有害物和未來的商業活動將給當地社會老百姓的健康帶來什麼好的和不好的影響），並控制這方面的風險。一旦出現風險，怎麼去補救，採取什麼樣的行動把這個負面影響降到最小。
“聽取各方的意見，然後在項目設計階段減少這些可能的負面影響，你越早做這件事情越好，你能在項目設計的時候就把這些東西考慮進去。”殼牌中國集團主席兼天然氣及發電業務董事總經理王郁章說：“這是殼牌公司不僅僅在中國，在全世界各地做所有的投資活動之前，內部必須要有的東西。”
從開縣井噴這起特大責任事故來看，中石油集團在開縣做項目投資的時候，是否把項目對當地人民帶來的影響考慮在內值得懷疑。而當跨國石油公司在中國組建合資公司的時候，就已經開始把國際化的社會責任標準帶了進來。
“中國其實也意識到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同時在中國，也有良好的程式來確保已徵求過人民的意見。但是，這一點還沒有經常與可持續發展或環境問題聯繫起來，”中海殼牌石化有限公司總裁藍仲凱說，“如果你和一個中國公司談及新項目，你可以得到詳細而周密的環境保護方面的回答。但當你問及受到這一專案影響的人群時，卻往往會被告知這是當地政府的事。”
“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對環境問題不理解，只是反映了責任劃分的不明確。儘管省級政府和市級政府對社會的需求很敏感，但還沒有建立起一套機制以採取統一的方式保證可持續性發展。”藍說。
在和所謂“利益相關者”交涉這一環節，明顯表現出中國與西方社會的不同之處。在中國，人們視政府為國家的核心，社會和人們生活的其他部分都圍繞著政府這個核心。而在歐洲，人們卻認為社會是人們信仰體制的核心，組成這個信仰體制的諸要素——包括政府、私營企業等等——是圍繞著社會這一核心的，這兩種模式有著根本的區別。比如，如果看一看對社會各界參與的定義，殼牌就會發現，和大亞灣當地社區的談話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政府的參與，因為這是這個社會的本質特性。大型公眾會議和公開的辯論在歐洲會起作用，但在中國卻並不一定有效，也並不會產生預期的效果。
中國動遷方面的標準很好，在某些方面，例如對遷移居民日後生活的展望優於世界銀行。然而，世行的記錄文本有著不同的結構，並要求對程式和過程有詳細的記錄。另外，世行需要一個社會經濟的基層調查、外部利益相關人士的參與以及對恢復動遷戶生計的具體要求。中國的規章制度雖然意識到所有這些要素，但它的具體方式卻缺乏對過程和程式的規定。
另外，中國企業和國際化的企業公民最主要的差異在於如何管理可持續發展（很多層面與企業公民重合）的責任。隨著社會全球化的發展，隨著社會對大型企業的信任逐漸降低以及要求增加透明度的呼聲日漸高漲，社會各界人士對跨國公司的要求越來越嚴格。“社會對跨國公司的看法正在從‘信任我’、‘告訴我’，逐步轉向‘給我看’。”藍仲凱說。但這還不夠，非政府組織、政府、社區現在都要求參與到規劃和解決的過程中來。跨國公司必須滿足這些要求。在“給我看”中，向外看——透明、包容性和參與，是一套國際化的標準。而中國模式則是趨於向內看。政府代表著社區和相關利益者來談判。當然，這樣的問題是，如果父母官們更看重經濟利益而不是當地人民的公平、公正和福利的話，不代表受影響人群向中石油集團談判，那就會出現開縣井噴事件中因政府角色的缺失而釀成不可挽回的生命損失。另外，政府全權代表社區人民還容易滋生腐敗。
在中國，即使有要求，比如環保的要求，也大多是為了要求而要求。藍仲凱對此深有體會。“在中國，環境、社會和經濟的進程由規章制度的需求所驅動，其目的是為了達到標準，而不是考慮到行業的長期發展和規章制度的演變，採取一種基於風險的方式。”他說。
而跨國公司在做全球投資決定時，他們考慮的是信譽風險和商業原則。無論在經濟、社會與環保方面，在中國的項目都必須要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競爭投資機遇看齊。
2、企業公民是多方利益制衡下的價值觀體現
現在，瑞士醫藥公司諾華公司已經把做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當成是公司的“首要任務（Top Priority）”。幾年前，該公司的董事長兼CEO魏思樂博士就表示，諾華今後將花更多的時間和非政府組織對話。這些包括綠色和平組織、地球之友或者一些動物權利組織等的非政府組織對跨國公司施加了很大的影響。
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從幾年前的大約5000個增長到今天的2.5萬個，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現象。他們有特殊的興趣，他們要表達自己的觀點，他們要發言，他們希望別人能聽一聽他們的聲音。這是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
聯合國把這些聲音集中起來，于2000年成立了“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該概念由安南秘書長1999年在瑞士達沃斯全球經濟論壇上首次提出。通過加入這一契約，工商企業向社會做出承諾，遵守全球契約的9大原則，主要集中在尊重人權、遵守勞工標準和環境保護等三大領域，具體包括保證工作場所沒有侵犯人權的現象，消除強迫勞工和雇用童工以及在用工制度上的性別或者其他方面的歧視，還有就是承擔起環境責任，開發有利於環境的技術等。
全球契約在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得到積極回應。今天，全球共有1,184家工商企業加入了全球契約，他們來自發達和發展中國家。這些企業在制定發展戰略時，融入契約所宣導的9大原則，這使得公司的日常經營運作更具有社會性和可持續性。
許多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以及國際透明、國際特赦等人權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環境規劃署等聯合國機構都是全球契約的成員。
“我們可以把全球契約想像成一種宗教，9大原則是它的支柱，”聯合國全球契約的負責人、安南秘書長的高級經濟顧問柯爾說，“當商界領袖做出公開承諾時，它就要接受社會的監督。就像你信仰一種宗教，你會盡力遵守教義，這是一種無形的約束。另外，在企業內部的員工，也會監督管理層是否保證了勞工權利，是否注重環境保護。總而言之，加入全球契約本身，並不意味著你就是一個好的或者壞的典型，加入，只是表明你願意在這些方面努力，承擔責任，接下來就應該坦然面對社會力量和自身員工的監督。”
有意識地監督執行情況比提出口號更重要。在2002年的“全球契約”報告中，諾華稱其在全球範圍內因違反契約而免職的人數超過100人。
在西方，除了人權組織、勞工組織、環保組織對企業形成制衡以外，更重要的是資本市場已經將企業公民的價值觀量化。比如，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正轉向“符合道德規範”的投資公司，並根據這方面的表現評級，而且還據此估計未來股票市場的業績。
另外，如果企業想從國際銀行貸款，就需要保證能夠滿足銀行的利益相關人士（銀行客戶、投資者和股東）期望的標準，也就是國際標準。對於人員動遷和環境影響評估，意味著外界有關人士的參與，保證傾聽他們關心的問題並考慮他們的意見，同時還意味著對於這些過程的獨立監控。銀行還會查看公司既往的和現在在達到這些標準方面的跟蹤記錄，以做參考。
3、中國為什麼缺失企業公民？
從縱向的時間序列來看，一個經濟體中的企業成員大致有三個發展階段：純粹掙錢（原始積累時期）、追求規模（資源整合時期）與企業公民時期。企業以掙錢為目的，天經地義，但也不外乎一種商業本能。企業由低階段向高階段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社會過濾。
零點研究集團董事長袁岳認為，今天中國的絕大部分企業仍存留在第一階段，一部分企業進入了第二階段，但如果考慮以下5個具體化的標準，那麼我們今天幾乎沒有來自地道的本土企業的企業公民：
(1) 形成包含企業及企業社會責任的戰略規劃；
(2) 擁有系統的員工生涯規劃與員工發展支援計畫；
(3) 整個團隊明確制定並執行嚴格的商業倫理規則；
(4) 系統的社會發展資助行為（需要提醒，今天中國企業鮮有對包括環保、弱勢群體教育支持、流動人口的政策研究、愛滋病防治、沙漠化防治等日益嚴重的中國社會問題有持續和自覺的貢獻，即使有個別的行為，也是非持續的、往往受到外部行政力要求的）；
(5) 對於企業公民規劃落實的專門的管理與監督機制。
“今天，聯想也許學習IBM的商業模式、非常可樂也許學習可口可樂的商業模式、海爾學習GE的管理模式，但他們幾乎都還沒有學習這些企業的公民建設模式，”袁岳說，“超越自我商業目標，而能從消費者的整體福利視角為自己設立行為指標；超越當前，能從未來發展目標的需要而規約當前行為；超越本土，則能體察其他文化之精髓而為己用；超越商業，能自社會政治與人文進步的貢獻角度來積極營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當具備這樣的意識時，企業家才可被看作是有超越精神的企業領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商業領袖及其企業比他們的許多國際夥伴與競爭對手差了整整一代以上甚至更遠。”
如果撇開企業家本身的人文關懷不講，至少中國的社會現狀並沒有為企業公民的產生提供土壤。先不要說中國的NGO數量不多，即使有，在現階段的現實下，他們參與公眾事務決策的機會仍然非常有限，並不足以形成制衡力量。另外，包括員工、社區人民在內的利益相關方缺乏自己強有力的代言人。如果涉及的社區在中西部地區，特別是偏遠地區，這種現象更為突出。政府以全權代言人的身份如果有時候不是形同虛設，如在開縣井噴事故所顯示的那樣，那也存在風險，比如政府和企業形成利益同盟。
更不要說中國的金融市場。中國的銀行現在沒有像國際銀行那樣要求企業提供有外界有關人士參與的、對環境和社會影響的評估，並做跟蹤記錄，類似信用機制，並以此作為貸款的考察點之一。投資和股票市場也是一樣。
我們只是希望，在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的代價之後，一個健康公民社會的內生機制能夠產生，一個社會統籌、可持續性發展的原則能夠內化為各個層面的行為準則，到那時，也許我們能期待更多中國企業公民的誕生。
企業公民與社會責任
進入21世紀，人們對企業的期望，已經不僅僅是解決就業、賺取利潤和繳納稅收的功能，人們更希望企業能有效地承擔起推動社會進步、關心環境和生態、維護市場秩序、扶助社會弱勢群體、參與社區發展、保障員工權益等一系列社會問題上的責任和義務。於是，“企業公民”這個反映這種期望的概念也便應運而生。
“企業公民”對於中國企業界是一個相對陌生的名詞，但與此相關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並被廣泛應用到環境保護、科技開發、政策制訂、品牌攻關等領域。特別是呼應近年來中國經濟環境和社會生活的深刻變化，這一概念得到了進一步的引申與發展，同時也對企業界提出了新的要求。
“企業公民”概念屬於社會文化範疇，是指一個公司將社會基本價值與日常經營實踐、運作和策略相整合的行為方式。企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是企業利益的源泉。企業在享受社賦予的條件和機遇時，也應該以符合倫理、道德的行動回報社會、奉獻社會。“企業公民”這一概念蘊含著社會對企業提出的要求，意味著企業是社會的公民，應承擔起對社會各方的責任和義務。如，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和福利、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和為社會發展做貢獻、為消費者提供安全可靠的產品、同經營合作夥伴建立良好的關係、關注環境和社會公益事業等等。“企業公民”不僅僅是為了行善，而是首先要把本職工作做好，確保企業遵紀守法，不騙人，不做假賬，不搞偽劣產品等等。實際上，能否做一個合格的企業公民體現了一個企業的價值取向和長遠追求。
飽含社會責任的價值觀是培育企業公民的重要內容。作為企業，要成為優秀公民就要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雖然企業是以贏利為目的的生產經營組織，企業短期的繁榮可以通過許多方式獲得，但是企業持續增長的力量卻只能從人類幾千年來的價值公理中追尋。我國加入WTO後，很多企業都在尋找自己的競爭優勢，卻忽視了自身遵守應有的社會公德和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大敗局》一書的作者曾尖銳地指出：“如果用一句話來描述中國市場環境的現狀，那就是對秩序的集體破壞以及秩序對破壞者的報復。在過去的十來年裏，我們的身邊出現了太多的明星企業，他們一方面以一種百無禁忌的勇氣創造和放大了市場需求，成就了一段充滿激情的創業神話，而同時，他們的百無禁忌也極大地破壞了市場的道德規則，使現今的中國市場仍是一個流淌著無限商機而卻始終缺乏秩序感與道德感的競技場。”中國企業在資本積累過程中所出現的社會問題很多，比較典型的如偽劣奶粉事件、蘇丹紅事件、濫用公益活動進行欺詐等，其道德的淪喪、良知的泯滅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和憂慮。當經濟利益與社會責任發生衝撞時，一些企業往往片面地追求眼前的經濟利益，而忽視和故意逃避自己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如果大家連起碼的道德和法治都不講了，和諧社會又從何談起呢？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在新的環境下，企業必須面對社會責任的問題，以公德、誠信為基因，重新打造企業的價值觀，使之成為合格的企業公民，才能取信于人心，立足於社會。
企業公民價值觀的形成不能寄希望于企業家的良心，同時也不能自然地形成。企業公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法制化的進程。一個沒有紀律的社會，沒有法制的社會，是無法形成正確的企業公民價值觀的。社會規則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也是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如果一個社會有了合理的、統一的社會規則，而社會成員又能普遍認同和自覺遵守這些社會規則，就有利於強化企業的價值取向與道德追求，形成和諧健康的氛圍。同時，政府在企業公民意識形成的初級階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政府基本上是代表著大多數人利益，因此在我們法制化還不健全的階段，政府的參與就非常重要，未來企業公民價值觀的建立，政府的參與是不可缺少的。政府要加快職能轉變，早日成為法制政府、效能政府、誠信政府，推進依法行政，規範行政行為，提高行政水準，為企業提供良好的行政服務。
企業的社會責任理念與其成功與否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人們對百年老店做過調查，他們的第一代創業者都是以理想主義來創業的，宣導社會責任第一，利益、利潤第二。最近在2005《財富》全球論壇會上，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指出：“利潤和企業社會責任不是博弈關係。一般情況下，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是企業的生存之本，也是企業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但同時，企業承擔著必要的社會義務。這種權利和義務的對等關係構成了企業理念的基礎。”海爾從砸不合格冰箱開始，就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創立品牌，建立市場網路，參與國際合作。不僅保持競爭優勢，提升了社會形象，而且贏得廣泛尊重，企業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
怎樣建立一個比較好的企業公民行為？對當前中國企業來講，有兩點值得注意：從品牌建設角度看，一個好的企業品牌應該由內而外，員工應該成為企業公民的主體；從企業發展戰略角度看，企業的公民價值觀一定要和企業發展戰略保持一致，把履行社會責任作為企業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員工是企業價值最早的承受者，最快的傳遞者，所以應該以人本，以員工為本，把以員工為本、以企業為本和以社會為本有機結合起來。企業的行為只有首先讓員工感動，才能感動“上帝”，才能“感動”市場。如果不讓員工感動，則很難讓外部的公眾對你有好的印象。比較遺憾的是，很多企業現在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履行社會責任是當代企業管理的發展趨勢，也是我國企業轉變經營方式、提高管理水準的需要，是促進中國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必然。對企業來說，傳統的成本、品質、服務已經成為最基本最平常的標準，而道德標準正在成為保持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從管理的進程來看，企業管理正在從全面品質管制、環境管理走向社會責任管理。其主要特點是，企業管理不僅表現為投資者、管理人員的職能，而且融合為勞動者、消費者、供應商、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參與。這種新的管理趨勢，要求企業從更廣泛的公眾利益和社會發展的角度考慮問題，自覺接受社會和公眾對自己的監督、核對總和認可。通過履行社會責任，塑造和展現企業有益於公眾、有益於環境、有益於社會發展的正面形象。
一個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消費者對其產品也就更加信賴，從而提高企業的銷售額和顧客的回頭率，贏得市場。由此看來，成功的企業必須做好兩件事：一個是做好自己的商業品牌；另一個就是樹立好企業的社會公民品牌。看一個企業是不是成功，不僅要看它的股東滿不滿意，它的客戶滿不滿意，還要看一般社會公眾滿不滿意。也就是說，成功的企業並不是只做好自己的商業品牌就完事大吉了，它還要做好企業的社會公民這個品牌。不做好這個品牌，這個企業就不算成功，也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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